高耀洁：面朝南方，向南都鞠躬
byXIAOLAIon2009/01/03·9 COMMENTS
2008年12月31日《南方都市报》A46版
编者按：
十余年来，高耀洁医生一直致力于揭示艾滋病在中国肆虐的内幕、救助艾滋病人和孤儿，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尊敬，被誉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上月，81 岁高龄的高医生当选南都主办的“改革开放30周年风云人物”，来广州参加颁奖盛典期间，高医生表示正在募集旧杂志（时政类）送往农村。日前，本报募集的第一批110公斤旧杂志已运抵郑州。在此特刊发高医生的来信，有读者愿意参与的，可直接将旧杂志寄至河南省文史馆（河南省郑州市金水路14号，邮编 450003）高耀洁收，或与本报热线（020-87388888）联系。
2008年12月28日，我收到《南方都市报》无偿为艾滋孤儿们和贫困儿童们捐赠的100多公斤各种杂志。我将马上发下去，并代表他们致以谢意！
我为他们募捐读物是有原因的。我记得在2000年3月18日，我到了一个贫困村庄，见到了一个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的重病人，我给他买一点药，他拿着药问我：“大夫，是不是毛主席叫你来的？”一连问了我三遍，我无言可对。我最后只能说：“你去吃药吧，多喝点水。”
这件事使我开始悟出，他们的知识太缺乏了，信息太闭塞了。从此，我每逢去农村，都带上几本杂志，多半带的是《妇女生活》、《现代家长》等。不管带多少本，都会一下被抢光。等我再次去这个村子的时候，我送的杂志被传阅得面目全非，只看出来是一堆废纸，但他们还在阅读。由此我意识到，他们缺少的不仅仅是食物和衣服，更缺少精神食粮。特别是那些不通汽车和不通电的村庄，那里的村民好像是与世隔绝。
近几年来，我虽然自费发出几万册我编印的防艾书籍，但还是杯水车薪，我觉得我是一个失败者。治贫先治愚，因此，我四处募集各种旧杂志。其中河南《妇女生活》杂志社捐献的杂志最多，至少在200公斤以上，我早应该对他们表示感谢，但由于我在河南的处境而无法公开表达，向他们深表歉意！
今天我向贵社写这封感谢信，我是代表这些弱势群体致谢的——面朝南方，向南都深深地鞠躬，感谢南都多年来对我防艾工作的一贯支持！南都是敢说真话的报纸！
高耀洁 鞠躬
2008年12月29日
请注意，高耀洁医生希望收到的是“时政类杂志”，请不要寄送“时尚类”、“娱乐类”杂志。
高耀洁：我已做好自杀的准备
“有时候，国外来的钱，用在病人身上的连一半都不到，现在都在缺德。”——高耀洁
79岁的高耀洁医生下榻在北京师范大学一个简陋的小型宾馆里，带着一位艾滋病人在一间窄小的房间里和《财经文摘》见面。此前的十年间，高耀洁医生在中国基层与艾滋病患者进行了全面接触，和他们吃在一起过，住在一起过，生活在一起过，向他们提供着物质与道义方面的援助，并不断地无偿接收一些无家可归的艾滋孤儿，帮助他们摆脱苦难的阴影。
80年代末期，血浆经济在中国一些城镇和农村兴起，导致农民卖血狂潮出现，引发了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比如艾滋病。1996年，妇产科大夫高耀洁在河南接诊了第一例艾滋病人，发现了血液问题。此后，她独自一人着手对艾滋病问题进行考察，并不断揭示存在于中国底层的艾滋病灾难的真实情况。
因为揭示这些问题，高耀洁医生的小女儿不得不流落加拿大。“她非常恨我”，高医生说，“她来电话时从不叫一声妈”。高医生的女儿在她揭示艾滋病和公立医院接纳非法行医后，失去了在卫生系统的工作。
过去10年，高耀洁医生见到了1000多位病人，有时候一天走7个村庄，见100多位病人。1999年，高耀洁医生联系到12名艾滋病患者，春节时给其中8人分别汇去100元，半个月后，有400元被退回，退款单上写着“收款人已死”。2000年春天，在河南文楼，艾滋病人排着100多人的队伍从高医生手上免费领药，一位病人获得了100多片健胃药、退烧药，并问，“大夫，你是毛主席派来的吧？”
在中国，有一些农民的感情和道德判断仍然只停留在毛泽东主席年代，这成为他们取舍事物的一大标准。在毛主席逝世20多年后，艾滋病人们仍然保留了这种传统愿望，某种层面上这意味着他们需要一位能帮助他们摆脱病痛和苦难的人，他们认为这个人就是毛主席。
还有不到一年时间，妇科大夫高耀洁将逾80岁，不间断地投身于艾滋病拯救工作对她的健康构成了一些威胁。今年春天，一度支持她的丈夫已经因为癌症在河南逝世，这令她感到悲痛。
8月23日，她应邀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一个社会问题会议，显然，艾滋病问题无可避免会被进行讨论。高医生带着一位她认为随时可能死去但又不似那种传统的不善讲述只知哭泣的病人来到北京，试图让病人临场带给人们一些实际影响。那一天，高耀洁医生还随身携带着一些药物胶囊，以此对付可能随时出现的血压升高。
在交谈中，这位医生掉了三次眼泪，她那干涩的眼眶里泛出一些湿润，眼睛红红的，话音凄凉。高医生说，她正在为自己料理后事，从去年开始，她陆续将自己的出版物整理出来，分别送往各地的图书馆，她已经写好了遗书。这是一位天伦之年的老人的忧伤和哭泣，迷茫和怀疑使她落泪。十多年以来，她恐怕从来没有找到过一条顺畅的路。
以下是高耀洁医生与《财经文摘》的交谈：
《财经文摘》：您为什么会关注并参与艾滋病救助工作？
高耀洁医生：我是不小心陷进去的，看见死的人太多，就再也拔不出来了。
《财经文摘》：您认为您与艾滋病人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高耀洁医生：一个医生和病人的关系。
《财经文摘》：您能给他们什么？
高耀洁医生：我在尽一个人的责任，虽然这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就我个人的力量而言，也可能只是杯水车薪。中国很大，艾滋病是全局性的问题，我做的工作是寥寥的。可是我来到这个人世，作为一个人，我就要做一些有利于人的事情。上对得起先人，下对得起子孙。
《财经文摘》：有利于人，利在哪里？
高耀洁医生：那些没爹没妈的艾滋孤儿，我把他们弄出来，让他们接受教育，有一个归宿，会慢慢好起来的。可是，我也没法保证他们不受大环境的影响。
《财经文摘》：什么影响？
高耀洁医生：缺德！
《财经文摘》：缺德？
高耀洁医生：因为有好处，可以名利双收。艾滋病防治领域的贪污问题是普遍的，但我没有能力去改变。有时候，国外来的钱，用在病人身上的连一半都不到，现在都在缺德。
这不光是卫生系统存在的问题，也是普遍的社会问题。我退休后没回医院坐诊，就是不忍心欺骗病人。看着他们骗病人，我难过。现在的一些艾滋病慈善组织也是个名利组织。如果不同流合污，那是站不住脚的。
《财经文摘》：艾滋病防治工作面临的问题很严峻吗？
高耀洁医生：很简单，一是道德沦丧，现在的血液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第二就是一切向钱看，不管病人死活，只要钱。现在如果不用狠手段来解决这两个问题，将来会发展到何种地步，我不敢设想。
《财经文摘》：记得您对我说过，这是一场国难？
高耀洁医生：在1996年以前，我是相信外界传说的艾滋病只是行为不端、吸毒造成的。1996年以后我第一次对这种说法产生了怀疑，抱着这个态度，我进一步接触了许多病人。
穷卖血、病输血。如果当初制止血传播，现在不会这样的，这都十几年了。我承认，性行为或吸毒都能导致艾滋病感染，但我同时也认为，血液是最主要的传播途径，概率非常大。现在卖血现象还是不能制止，死的人越来越多，如此下去，国将无可征之税，亦且无可用之青年。
《财经文摘》：您在最底层都看到了什么？
高耀洁医生：现在主要是信息不透明，宣传不到位，妨碍了知情权，有些人连艾滋病都不知道，怎么防治？还有就是官员说瞎话，现在地方上一直在捂，捂得太严了，从前是公开的，现在则是变相的捂，犹抱琵琶半遮面。他们要想做好，一定要说真话，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掩耳盗铃。
《财经文摘》：当您不断把实际情况报告给公众时，有没有压力和阻力？
高耀洁医生：我现在天天准备着死亡，怎么样死我不知道。我准备自杀。我真不想活了，主要是不能说真话。我希望官员们能回头去做点实际工作，我是永远不相信他们的。
《财经文摘》：您为什么这样痛苦？
高耀洁医生：现在我是欲罢不能，病人为什么都来找我不去找政府？因为你没有为他们办好事。做工作是要看成绩的，要是不断有人死去，要我们医生干什么？我对不起那些病人。
作者：章剑锋(本刊记者) 刘彦伟
高耀洁对吴仪说：“他们在骗你”
“你们记者写我没有意思，要写，就把这些骗子都写出来，这些吃艾滋饭、发艾滋财的骗子，还有那些还在组织农民卖血的。要是我死了，你们不要写我，多揭发那些骗子、血头！”
对吴仪说“他们在骗你”
高耀洁喜欢引用在河南流传颇广的打油诗：“乡骗镇，镇骗县，一骗骗到国务院。”
防艾被悬赏举报
在有艾滋病患者的村子里，如果有人举报高耀洁来了，村干部会奖他500元钱，举报其他的生人会有50块钱。
骗子太多
“防艾圈太大、太乱了。”高耀洁说，“政府官员、地方官员、基金会、NGO、专家、医院、制药厂、江湖游医……多少人说了多少假话呀。”
揭露“御用文人”
有人写文章称，一个妓女能感染多少例艾滋病，并附有相关数据。高耀洁就按照数据统计了半天，得出结论，全中国人很快都会感染艾滋病。她说，“这种文章的目的，就是强调性传播，来掩盖政府失职的责任。”
开博客导致演讲被封
老人开了博客，字字句句都与艾滋病相关，“10月19号博客出来，10月23号在河南大学的演讲就被迫停了，他们害怕我在博客上公布的第一手资料。”
村支书搜刮艾滋病人“血钱”
一个村里的老支书，自己的孩子得艾滋病去世了，高耀洁去村里看他，给他钱，后来她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当年组织村里人卖血的“黑血站”的“血头”，而且不断从艾滋病人收到的捐款中刮钱。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马金瑜 发自郑州
老伴走了
屋子里很暗，到处是成捆的书，冬天的阳光本来就少，加上窗台和桌子上的花挡着光线，客厅就更暗了。已经80岁的高耀洁摇摇晃晃地走在书堆间的空地上，到厨房去热上顿吃剩的稀饭和馒头。老伴郭明久在照片上笑着，静静地看着她。
“等我把这些艾滋病的资料寄完，就该走了……我巴不得早点死掉，我太累了。”她说完，继续趴在桌子上喝稀饭。假牙托泡在杯子里，不戴牙托，老人的嘴周围已全都塌陷去了，馒头掰得很碎。
高耀洁现在很少出门，只订了好几份报纸，每天要看中央台的《焦点访谈》，还看《新闻调查》，书和杂志堆在一张大床的一侧，另一侧被子掀开着，屋子里暖气不热，飘着股浓重的药味。每隔几个时辰，高耀洁就要从袋子里各种瓶瓶罐罐中摸出一大把药吃下去，“每天都得定时吃药，活一天是一天，一个月药钱得1000 多，太贵了。”
2006年，越来越多的时间，高耀洁都是一个人呆在家里。这一年的4月10日，老伴郭明久走了。去世时，老伴的心、肺、肾都坏了，当时医生说动手术抢救，高耀洁说，不用了。她用手在喉部、腹部比画，这么大岁数了，再全身开刀，多活几天，有什么意义呢。
“2004年底，老头病了，我就很少出去。原来手头有钱，自己下乡或者雇人下乡。2005年以后，我更不能离开病房，手头也没钱了。”高耀洁以前读过《孝经》，老伴去世之后，她辟出了一个房间，设了灵堂，要守孝三年。很多人劝高耀洁，说老人80多岁去世，是喜丧，高耀洁说她也明白这个道理，但她还是伤心。
老伴在的时候，总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帮高耀洁寄资料，写信封，一个摄影记者还曾拍下两个老人一起骑自行车去邮局寄资料的照片，高耀洁骑在前面，老伴慢悠悠地跟在后面。那还是哪一年的夏天呢？老郭还穿着遗照上那件白色的短袖衫。
照片前面插着新鲜的菊花，“十年了，我都没有好好照顾过家里。我的学生跟我说，要是她，家里肯定都有第三者了，都离婚了。”高耀洁看着老伴的照片，“他在家好看电视，老坐在那个沙发上……就是我花钱花厉害了，他要说我。”
“好多人盼着我死，那些吃艾滋饭的人，怕我说话的人，都恨死我了！”
还有那么多骗子缠着她。一个村里的老支书，自己的孩子得艾滋病去世了，高耀洁去村里看他，给他钱，他还管着村里的一群艾滋孤儿，一给高耀洁说起艾滋病来，就老泪纵横……看着是个多么善良淳朴的人啊！可是今年村里的艾滋病人给高耀洁写信，她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当年组织村里人卖血的“黑血站”的“血头”，而且不断从艾滋病人收到的捐款中刮钱，现在甚至在村里以自己的名义建立了艾滋病救治协会。
“我曾这样想，苍天如此无知，今后我敢相信谁呢？”
她又说起老搭档桂希恩，“那是个老好人，心眼太好，太老实啦。那些骗子能骗得了桂希恩，她（他）不敢来骗我，我斗争经验比桂希恩丰富。”
“文楼村马深义现在找了一个对象，是他们村里的一个女病人，我不去村里，可是我消息灵通得很，有人给我说。”高耀洁露出孩子般狡黠又得意的笑容，“我有线人，啥也瞒不过我。”
墙上还有那么多艾滋病人的照片，“我这把年纪了，那些孤儿我都交给杜聪了，要不我死了，他们就没人管了。”
她还想继续去村里，还有那么多人她想去看看，还有好多资料她想发给村里人。“我还没有被举报过，我值500块钱！记者值50块钱。”
为什么呢？原先在有艾滋病患者的村子里，如果有人举报高耀洁来了，村干部会奖他500元钱，举报其他的生人会有50块钱。
“我还没有被举报过呢，穷人都对我好，所以现在还没有人拿到这个钱。当地有人给我送信，还有农民会早早把我藏在玉米地里，谁也找不到我。”
她还记得前些年，河南有的村子里，房子东面的窗户全都堵死了，问为啥呀，说是害怕艾滋风；村东的麦田麦子全烧焦了，一问是怕有艾滋味；东面菜地里的菜全烂了，说是有艾滋气；就因为村东有个艾滋病人去世了。“就为这，要是能动，俺还得去。”
“某些人”是她认为的“相关机构的御用文人”。前一段时间，有人写文章称，一个妓女能感染多少例艾滋病，并附有相关数据。高耀洁就按照数据统计了半天，得出结论，全中国人很快都会感染艾滋病。她说，“这种文章的目的，就是强调性传播，来掩盖政府失职的责任。”高耀洁喜欢引用在河南流传颇广的打油诗：“乡骗镇，镇骗县，一骗骗到国务院。”2003年12月，吴仪会见高耀洁。吴仪说，“有人告诉我，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是吸毒传播和性传播。”高耀洁说：“他们在骗你。”
她坚持认为，在中国当下，由于卖血输血产生的血液传播，仍然是中国艾滋病的主要问题。她在新浪博客里写：“关于艾滋病血液的传播问题，不是又有抬头，而是根本没有解决。”在她看来，非法血站并没有销声匿迹，只是由公开转为地下。“在中国血源缺乏的状况下，怎么可能制止非法采血？800CC的血，只卖50元，这么高的利润，血头怎么可能放手？”高耀洁说。
她还认为，“艾滋病并不是河南的专利，血液传播是个全国性的问题。”“我走过了全国十几个县市、几十个乡镇、几百个村庄，见过几千个艾滋病感染者，那么多由于贫困而去卖血的农民，怎么会是性乱、吸毒感染艾滋病的呢？”
高耀洁手头有许多活生生的例子，很多来自河南以外的省份。她博客上刊登过一个叫周洪强的家长的来信，其子周枫林2004年10月22日出生，次年8月23日、9月1日因病在医院输了两次血小板，染上了艾滋病，2006年6月9日死亡。
“这两年卖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人一茬茬地死，艾滋病被中国人理解成脏病，吸毒或者作风淫乱才得病，艾滋病人被歧视，要还艾滋病人清白。” 高耀洁说。
让她遗憾的是，一些专家和学校对艾滋病表现得很冷漠。高耀洁曾将一些防艾材料寄给中科院一位知名院士，没几天，材料被原封不动地退回。她给河南、湖北、江苏等地的图书馆发书，发的是她编辑的《中国艾滋病调查》和《艾滋病与性病的防治》，写明了是免费赠阅，后来有图书馆将书退回来，认为她是“先发书再要钱 ”。
“接班人”、遗嘱
书堆里还有2006年春节没有寄完的贺年卡，那是高耀洁自己印的。在五只狂吠露着白牙的狼狗边，写着：“撕吃那些‘发艾滋财’的‘冷血坏家伙’们！诈骗艾滋财者该死！贪艾滋财的家伙死完！”
从1996年至今，老人自费印发了124万份预防艾滋病宣传页，2001年，她用世界卫生组织颁发给她的“乔拉森·曼恩世界健康与人权奖”的2万美元奖金，和福特基金会的1万美元捐款，加印成《艾滋病性病的防治》。近些年外出讲课的收入，也多半被她用少至50元多至500元转给了那些艾滋病患者和孤儿。
她身体却是越来越差了。现在每天中午，她都得躺在床上睡个午觉。因胃病住院时，香港的医生朋友来看她，“非要给我请个小保姆，我不让她请，花那些钱干啥呀？我死了就死了，我都累得不行了，死了还轻松。”
“你们记者写我没有意思，要写，就把这些骗子都写出来，这些吃艾滋饭、发艾滋财的骗子，还有那些还在组织农民卖血的事情，这还有作用。要是我死了，你们记者不要写我，多揭发那些骗子、血头！”一激动，老人不停地咳嗽起来，声音也哑了。
自2003年以来，不停涌现“神奇”的“接班人”，他们给高耀洁来电话，跑到高耀洁家里，要求来接班：“您老年事已高，防艾工作需要年轻人来干，我想本人是最适合的人选，我将继承和发扬您老人家的事业。”尤其是今年，高耀洁病重住院的消息传出后，这样的电话和信件更是络绎不绝。
“防艾圈太大、太乱了。”高耀洁说，“政府官员、地方官员、基金会、NGO、专家、医院、制药厂、江湖游医……太多了，这些年艾滋病问题上，多少人说了多少假话呀。”
老人开了博客，字字句句都与艾滋病相关，“10月19号博客出来，10月23号在河南大学的演讲就被迫停了，他们害怕我在博客上公布的第一手资料。”高耀洁说。
高耀洁害怕的是那些“大发艾滋财的人”：曾有人“拿”去她所著的《一万封信》的书稿；有建筑工人给高耀洁来信，说是一起合作开艾滋病医院；有人打广告宣称“八代中医专治艾滋病”，高耀洁公开打假，最后被告上法庭，官司赢了，她却身心俱疲。
“我有时候想隐退，不想再声张了，不能辛苦十年，最后却晚节不保。”高耀洁说。
老人已提前写好了遗嘱，是托人帮忙写到博客上去的，就算戴上眼镜，她也看不清键盘敲字了。遗嘱中这样写道：“由于晚年从事‘防艾’和‘救孤’工作，引来了不计其数的骗子和政客来找麻烦，如那场离奇的官司……我死之后，不留骨灰，把骨灰撒黄河激流处，永远销声匿迹，以免任何人、任何组织或官员利用我的名字成立组织，如‘基金会’‘教育中心’等，搞行骗或闹剧，让那些‘能人’获利，危害他人。”
“孙亚，你帮我打开博客，看看有人留言没有？”她叫着学生，学生一个一个给她念着，念到讽刺那些反对她的人的话：“这是谁家的孩子，没教好放出来了？”她拍着手“嘿嘿嘿”笑起来，笑着咳嗽着，“这都是谁呀？写得有意思。还是支持我的人多。”
“高奶奶，你一定要保重身体，要是你不在了，就更没有人敢说真话了。”学生念着，高耀洁什么也没有说，靠在床边上，闭了闭眼，居然就睡着了，她发出沉重的呼吸声，只有这时候，她似乎才像一个80岁的老人。
下午出了太阳，高耀洁起床下楼散步，街上的行人来来往往，只有小区门口的保安说：“高奶奶，你出去啦？”
“哎！”这个戴着老花镜的普通的老太太弯着腰，走得很慢，没有人认得出她来。阳光很好。